苏北睢宁，本无名声。一个“睢”字的悬疑广告，让诸多外人认得了这个字，也知道了这个县。苏北相对穷，苏南比较富，在江苏52个县市中，睢宁人均GDP曾列全省倒数第一。穷则思变，县委书记王天琦站了出来。书记当然不是救世主，但在现有制度环境中，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是好是孬，实在重要。

　　从已有报道看，王天琦和所在班子的许多做法，是值得称道的。比如他们试点“县委权力公开透明”，进行“严管干部”，提出“干部不好过，群众才好过”，执行“工作没效果，就会有后果”，有50多名干部被摘掉了“乌纱帽”。王天琦说，睢宁落后，就是因为干部“太安逸，太好过了”。是的，领导班子如果不能首先管好、带好干部队伍，而想把一个地方的工作做好，那简直是做梦。

　　但“严管”是有法度的，不可使用“酷吏”手段。在“后仇和时代”，被称为“睢宁的仇和”不见得是好事情，走出颇具争议、以严酷留名的仇和之影，而有自己独到的行事行政方式，显然更为重要。王天琦说他们正在研究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的改革，确实，行政改革以语言行为作为切口的，全国鲜见。于是，王天琦的讲话中出现了与官场语境格格不入的“文艺腔”，比如“我们需要，迫切需要一个自信向善的未来”。（4月19日《新民周刊》）

　　这比较有意思。“自信向善”是好词好句，尽管比不上著名的“不折腾”。抛开“酷吏”，方能“向善”。就个人的向善来说，为官要独善其身，其实很难。有的干部，懒政而不廉政，脸皮厚过银河系的直径。上班一整天，没有半小时是正经为百姓办事的；自己天天过着“上班的好日子”，却不管百姓困苦。

　　王天琦说，做官做事的原则是真实。这让我想起早年西方有智者曾说，中国建立一种道德标准，却不去实践它，而是破坏它，这种道德就是诚信。真实、诚信，为人为官，不可稀缺这种精神文化内核。在技术、制度、文化三者之间，我认为，技术之上是制度，制度之上是文化；也可换个维度来说：技术之内是制度，制度之内是文化。技术建设不难，制度建设较难，文化内核的建设则最难。诚信，真实，敢于实事求是，敢于求真务实，不弄虚作假，人人坚持，恒久坚持，这对做官做事来说确实太不容易了。

　　睢宁与笔者所在的杭州发生“第一次的紧密接触”，是睢宁帮野导游在西湖边打人的事件。睢宁当即派出了县委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，连夜赶往杭州，向被打人员道歉，并协助打击野导游——在这一串行动中，工作组的干部们显然不好过，可没有“考察”西湖的惬意。而正是这个“西湖边的道歉”，成了一次反应迅捷的危机处理。危机的处理、危机的公关、危机的作秀——这三者有着明显不同，而不同水平的领导，会选择不同的路径与方式。若是轻轻松松的作秀，那必定远离真实、失却实效。

　　干部太好过，群众就难过。维护社会的公平公义，只要政府失职，黑恶势力就肯定会出来“填补空白”，自建“潜规则”般的“潜秩序”，并用黑恶的方法来维持其秩序。野导游打人，就是一种维持“潜秩序”的黑恶方法。杭州野导游泛滥，与杭州工程运输车屡屡闯祸的问题很相似。这不是杭州地铁施工塌陷之类的突发事件，更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，而是长期以来都存在的，一点都不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又不是新四军埋伏在芦苇荡，有阿庆嫂们给掩护。那么庞大的恶势力，那么长的作业链，那么明亮的西湖边，那么公开的嚣张气焰，而受害的主要是外来游客，他们是一过性的，受欺一回，忍受一阵，过了也就过了，但黑导游得寸后总想进尺。所以重视问题必须早些更早些，不要等到“积重”之时、出事之际才关注、才处理。你整天坐在办公室里，不到履责第一现场，必然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、开一只耳朵闭一只耳朵。而建立“长效管理机制”，更需要长期的“干部不好过”。来源：东北新闻网